1917年甘博先生在南京
1925年甘博与夫人
《风雨如磐》封面
1968年甘博去世后，直到1984年一系列不寻常的巧合，他的长女发现了他曾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和原始底片——这便是后来媒体宣传的“鞋盒里发现轰动世界的照片”。这些轰动世界的照片，相当一部分是他在中国的摄影。
许多人读过邢文军、陈树君著的《西德尼·D·甘博的中国影像1717-1932 风雨如磐》（书中引用的照片全部由杜克大学免费提供），这本书给我很深的印象。由《风雨如磐》，我又找来甘博先生的另外一套著作《北京的社会调查》（上、下集）通读。作为一名志愿者，他曾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，负责城镇与乡村调查。在北京数年深入地调查，完成了他的著作——《北京的社会调查》《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》《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、政治和经济生活》等。他认为，中国是一个古老、文明、封建、贫穷的国家，若要民族振兴，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。调查同时，他就职于燕京大学（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、质量最好、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）基金会，利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，着手中国高校的创办。
读甘博先生的《北京的社会调查》，我对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了解更加深刻，同时也被他准确真实的记录而感动。书中，他留下一句名言：“我们的调查研究使我们深深地爱上了中国。”阅后，我认为甘博先生对中国社会调查深度与广度，毫无疑问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。
言归三峡。在他去世15后的1884年，他的长女凯瑟琳·G·科伦夫人（Catherine Gamble Curran）在家中三楼的几个檀木鞋盒子中发现了近6000张黑白照片的底片，以及后来发现的幻灯片和30卷电影胶片，里面有大量在中国生活时期的摄影。1908年至1932年，他先后4次到中国居住与旅行，用他的文字与相机记录了中国时局变换关键时刻的社会与风景。1917年6月-9月，甘博和罗伯特费利斯费奇等一行，从上海出发，沿扬子江上行，长途跋涉，一直走到四川西北的羌族和藏族地区。正是这一次旅行，他用镜头留下了三峡当年的风貌。
1917年的甘博不满27岁，酷爱摄影。他在美国听游历四川的朋友介绍后，十分痴迷于到中国四川旅游摄影。为了这次沿长江而上的旅行，他做了充分摄影准备。4月，他乘“中国”号轮船从美国旧金山出发，随行带着两台照相机，还有胶卷、摄像器材、显定影药水等。甘博在杭州的朋友费佩德是美国人，出生于中国，摄影爱好者，后来任杭州之江大学（杭州基督教学院）校长。费佩德曾在美国答应过甘博，若甘博愿意再次（1908年甘博高中毕业后曾访问过一次中国）访问中国，并沿长江上行去四川、西藏，他一定随同前往。甘博这次来到杭州后，杭州另一位传教士约翰·亚瑟，也是摄影爱好者，希望同行。三人一拍即合。
1917年6月11日，甘博、费佩德和约翰·亚瑟三人从上海出发，沿长江而上，经汉口、宜昌抵达重庆。三人到达重庆后，雇用了15名当地脚夫，往返于四川各地之间，途经重庆、铜梁、潼南、遂宁、成都、新都、都江堰、汶川、理县、茂县等地，然后又沿水路从重庆而下返回汉口，于10月9日回到上海。
甘博一行沿长江而上的这次远足（资料说明是他唯一一次游览三峡），6月11日从上海出发，经过26天航行，抵达重庆。9月底，他们从重庆顺流而下，顺利返回上海。整个行程历时近四个月，行程6000多公里，拍摄了1000多幅长江两岸及四川的百姓生活、劳作、文化、习俗、风情、景观。与三峡相关的作品，估计有数百张。甘博对三峡的摄影有上行与下行之分，从照片编号上大致可以判断。相片的标注，基本上是科伦夫人、陈树君等人后来整理的目录。有些照片的拍摄地无法准确确认，只得用“XX或XX（地方）”。
遗憾的是，没有找到甘博留下的三峡游记文字。否则，会令我们越发喜出望外。
另外提一提甘博当年使用的照相机。1917年，甘博有两台照相机，一大一小，都是Graflex（格莱弗莱克斯）牌。这种照相机是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格莱弗莱克斯（Graflex）公司所生产的一种单镜头反光型专业相机，当时是业界最著名的记者相机。甘博称它们为“大黑匣子”和“小黑匣子”。大一点的Graflex相机使用3.5 X 4.5英寸胶卷，每个胶卷可摄5-6幅照片。小一点的Graflex相机使用2.25 X 3.25英寸胶卷，每个胶卷可摄12幅照片。甘博后来为拍出来的照片编号，凡“A”，是大Graflex相机所摄，“B” 是小Graflex相机所摄。例如：下面这张照片便是1917年甘博从上海出发不久在长江上的作品，他称之为“七只帆船”。照片编号007A/035，是Graflex相机拍照的第七个胶卷、第35张照片。研究甘博摄影照片的人，看到编号，便明白其中的含意。
编号007A/035的“七条帆船”（甘博1917年摄）
甘博的Graflex（格莱弗莱克斯）牌照相机
先欣赏甘博先生在宜昌拍摄的一组照片。根据岸边建筑与地标可以确定这些照片拍摄的位置。
宜昌江边船桅林立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江边船桅林立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江边的帆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一条木船经过宜昌怡和洋行[英]前向海关码头方向行驶（甘博1917年摄）
上面这张照片，应该是甘博从重庆返回宜昌时拍摄。照片中，江面行驶的木船正经过宜昌怡和洋行门前向上航行。帆船上游不远便是“宜昌关”（今宜昌市政府、市人大常委会所在地），参看下图。
笔者2013年写过一篇《梦回三峡：列强怎样打开峡江通航大门》，介绍了1876年9月，英国政府是怎样迫使中国人签订了屈辱的中英《烟台条约》，打开峡江通航大门。宜昌开埠后，英国人最先在宜昌划定英租界，区域约在原二马路与一马路之间。不料，1890年一场大火，把英国人刚建的领事馆烧毁。英国人只得在原地重建，1892年完工。后来，英领事馆又在桃花岭置土地12亩，修建办公楼、花园、球场和林荫地。这张照片，怡和洋行上面的旗帜只照了一半，那是一面“米字旗”。
宜昌江面上行驶的双桅平底帆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码头上林立的帆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准备停靠宜昌码头的帆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码头的木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码头三角帆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西坝岸边的木船，席篷遮盖的趸船上有“虎双发号”四个字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码头，江对面的磨基山像古埃及“金字塔”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码头的大木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码头的剃头摊群（甘博1917年摄）
从照片上看，江面上有一艘轮船，那是艘日清公司的轮船。这家公司轮船的烟囱上有四条醒目的白线，它标志着这家公司是在1907年由日本大阪商船会社、日本邮船会社、湖南汽船会社和大东汽船会社四家公司合并而成。由于公司成立初始，还吸收了少量中国人股资，于是公司名为“日清”。此公司虽名“日清”，对外宣扬日中友好，实际上是日本人控制。
当时，日清轮船公司码头在宜昌关码头与大南门驿码头之间。
宜昌码头的小食摊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街头的剃头摊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街头卖菜人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街头打冥币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制绳塔架（甘博1917摄）
宜昌制绳人（甘博1917摄）
宜昌绞棕麻绳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街头修鞋匠（甘博1917摄）
宜昌街头卖药材的摊贩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拿蒲扇的小男孩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夕阳西下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南津关口（甘博摄于1917年）
图片左侧即宜昌南津关海关站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城郊滑竿上渡船（甘博摄于1917）
宜昌江上木船的三个小船工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江边洗澡的男孩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或沙市码头守在竹签箱旁的男孩（甘博1917年摄）
宜昌或沙市江面上划龙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枝江董市蜀汉中郎将董和故里（甘博1917摄）
宜昌与沙市间行进的帆船（甘博1917年摄）
从宜昌到南京途中的乞讨木船（甘博1917摄）
从宜昌到南京途中的乞讨木船（甘博1917摄）
宜昌至南京的船上女乞丐（甘博摄于1917年）
[未完待续]
2019年1月2日，于怡安苑
以上内容转载自“梦回三峡的博客”中的“外国人拍摄的三峡：甘博（1）”一文。
